杨伯江：国别类皮书总报告撰写几个方面的关系处理

如何写好一篇总报告，有没有一种普适性的方法？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第二十次全国皮书年会上发表题为“国别类皮书总报告撰写几个方面的关系处理—以《日本蓝皮书》为例”的演讲，分享自己的经验，以期有所启发。

各位领导和专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给我们机会做发言。《日本蓝皮书》经验也好、体验也好，怎么样才能产生比较大的适用性，对于听发言的同志们有点用处。

下面我分六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主题，也许能够把我想说的问题说清楚。每一本皮书几乎都有自己的一个总报告，搞日本研究的同志习惯管它叫“总论”，当然翻译成英文都是一样的。总报告的撰写对于一本皮书来说非常重要。

这里首先第一个关系，其实不是皮书总论、总报告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的问题，或者说首先是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国际关系当中的国别问题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小点：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特殊性与一般性规范的关系。

第二十次全国皮书年会

应该说国别区域研究的兴起，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的产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皮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综合的平台，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至少会通过皮书的发布产生四方面的影响：

第一，本专业的专业性影响力。

第二，社会性影响力。

第三，政策性影响力。

第四，国际性影响力。

由此看出它对于皮书的要求是多方面、多样化，几乎是全方位的，既要服务于小众，又要服务于大众。

从硬件来看，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从可衡量的硬性指标来看，它在整体力量上是下滑的。比如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往往把这一年作为冷战结束的一年，日本经济总量在世界大约是占15%，发展到今天将近30年过去了，下滑到什么程度？下滑到大约是6%，下滑的是非常剧烈。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说日本或者说日本研究变得就不重要了呢？远非如此。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重要，不光是靠它的硬指标来决定，还要看它的软实力，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负面因素也是一种重要性。这里边比如说在中国周边、国际关系的塑造当中，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塑造当中，其实国际形象，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因素帮助塑造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我们说建设性价值是一种价值，但是破坏性价值也是一种价值。所以即使我们说日本是重要性下降了，它的问题比如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日韩贸易摩擦，是茶杯中的风暴。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一茶杯里的这杯水融入到国际关系的大海当中去，这样日本研究就变成了海洋当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变成了国际关系整体研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它的潜力也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唯有将国际关系整体放到中国国际战略大局研究，才能避免我们的分析不是孤立和割裂的，才能保障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结论是科学合理的，而不是偏颇的。

同时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国家间竞争模式、合作模式、驳议模式都有划时代变化，日本问题研究要遵守规范，同时日本又具有特色，怎样在二者之间衡量。与其说是写作的问题，更应该说是研究的问题，与其说总论问题更应该说整个皮书定调把握的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杨伯江所长演讲

大会现场

第二点，关于国别研究与问题研究，这方面的关系是什么？是年度性特征和历史性严格的问题。我们做皮书都有一个体会，容易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之间非常的左右为难，因为篇幅有限，不可能花很多无限篇幅去写一个皮书的报告，特别是总报告，毕竟要有所取舍。最纠结的是今年的形势怎么样和它纵向的坐标能否有机统一起来？

从这方面来说，特别是2013年我开始做总报告以来，每一年几乎都遇到这方面的困扰，现在也不能说这个困扰完全解除了，只能说慢慢的有所缓解，觉得找到了一点解决问题的门路。确实从横断面来说，它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年度性特征这方面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它会涉及到研究的国别的内政，而内政我们知道又是分很多方面和领域的，同时又要涉及到它对外的层面，对外层面是更复杂，涉及到双边关系，涉及到多边关系，涉及到日本与国际机构的关系，特别是和中国的关系，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依据和遵循和出发点的双边关系，如果用领域来划分更复杂，有安全关系、经济关系、外交关系、政治关系还围绕历史问题等等这些。

所以两条线如何兼顾平衡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另外一个点，我感觉这一点，我特别赞同前面报告人所提出的一点，历史延续性、历史严格的纵向的跟踪或者说常年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在一个纵向的、常年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够判断，今年应该重点抓住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才是今年最应该抓住、最应该突出、最应该着力分析的，才能够判断出来今年这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形势，它是属于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中还是质变的拐点已经到了。这样的分析，这种分寸把握对于一个国别皮书主编来说，应该说是决定它成败或者质量高低的非常重要的关节点。

比如说在我们过去几年的经历来看，在2013年到2015年我们就抓住一个重要的形势的质变的点，那就是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2013年日本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2015年，它通过了国家新安保战略，新安保法。这三年应该说是围绕安全转型而展开的，当然这个安全转型是基于日本安全战后起点和其他国家相比较又是有自身的特殊性而造成的。

2017年以来随着特朗普上台，日本形势和政策特点是什么？它围绕哪个中心而转呢？就是国际冲击，国际变局所造成的冲击，日本是如何的研判、如何的选择、如何的应对这样一个中心来展开的。

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从一个横断面来看特朗普冲击，而不是从纵向来看的话，又会失去深挖这个问题，深化蓝皮书写作的机会，比如你以过去48年前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内，日本所受到的两次冲击做一个历史纵向比较，来深化你对当前日本所面临的冲击的分析，也就是1971年的两次的尼克松冲击。而这一点，如果没有我刚才强调的第二点，就是纵向的、长期的积累又是做不到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关系。

第三个关系，总报告在皮书总体中的定位，叫定位其实也是一种关系，总报告与皮书整体关系，总体把握与总体一致的关系。有两个总体，总体把握这个不难理解，对于一部皮书来说，总报告我想就是它的衣领，应该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们经常假设如果一个作者没有时间能够看完你全书，他只能看这个总报告就把过去一年研究对象国的形势就能够大致把握住，这个皮书或者说这个总报告就算是成功的，这就是所谓的整体把握。要在各方面基础上，能够有一个归纳概括的功能。同时，它又要求和皮书的各章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这个一致是总体一致，而不是要求方方面面在某一个在具体问题上都完全一致。我的理解刻度是不一样的，他就讲日本经济形势，他是用厘米来衡量、计算的，如果你是一个总报告，你把这一年的一个国家的形势高度概括的话，你的刻度不是以厘米为单位而是以米为单位的，大概是这样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关系。

第四个，总论即总报告，与各论或者各领域形势情况之间的关系，它既依托后者又超脱后者，既生成于后者又升华于后者的关系。要基于各领域情况，同时又要高于各领域情况的概括，应该有一种升华。

我想在这方面总报告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它通过各个领域的年度性分析能够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比如它通过各领域之间不尽相同的形势的概括，能够发现这个国家在这一个年度的形势的特点，比如A领域、B领域形成反差，作为对比研究、综合研判就能发现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和政策上会基于哪一个走向，它的走向是什么，这样重大的战略研判、国家层面的战略研判只能在总报告这个环节上来完成，而不能指望某一个具体章节来完成，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当年形势分析概述与“瞻前”“顾后”的关系，这个瞻前顾后是对上一年度回顾和下一年的展望。对于上一年度没有完成的或者说存有悬念问题要给予适当的回应，适当的解答。在写法上应该是承接递进，厚此薄彼的关系。

总之皮书是综合性的平台，包括我刚才讲的四方面的功能都被寄予一本皮书当中，这样对它的要求是全面、较高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国际公关或者外宣功能的要求，就要求皮书在行文上、风格上、文风上不但要有专业性，同时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要面向国内包括国外的普罗大众，同时我们语言要具有国际适用性，否则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以上就是我简要的汇报，谢谢大家！

此文根据杨伯江所长在第20次皮书年会大会主题演讲内容整理而成